编者按：２０１０年春节期间，学校领导专程拜访了我校杰出校友、两院院士宋健同志，宋院士十分高兴，欣喜之余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送给母校并全体校友。文中作者宋牮是宋健院士的笔名。

百年中国人口
宋 牮

　　世界科学界公认，廿世纪下半叶中国成功地抑制了人口急速增长。总和生育率（平均妇女生育数）从6．0降到1．8左右，已15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从2880万（1965-1970）降至1600万（2008年），自然增长率由2．6％减至0．5％。只要再坚持一段低生育政策，25年后中国人口可望稳定在15亿左右，接近零增长。一百年来中外政治家和知识界担忧的“中国人口大爆炸”的引信已被拆除。这是中华民族千秋史上的重大转折，科学理性的伟大胜利，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极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信心。[1]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各国人口学界都认为： “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成功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实现了社会人口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奇迹，为世界发展积累宝贵知识和经验。”[2]西方少数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謷言恶语也已销声匿迹。

百年奋斗

　　现在各国社会学和人口学界主流的共识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计划生育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党和各级政府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从1950年代始，当中国人口为6亿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耐心劝导全国人民节制生育。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报告中就提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适当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3]

　　1957年2月2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1958年1月他又说，“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再生产。我看若搞到7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节制生育）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7亿到8亿人口之时”[4]。毛泽东首先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计划生育应同五年计划配合起来，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及实行。”1957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经历了1957-1961年痛苦的“反右”、“大跃进”和三年灾荒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确定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1963年4月又进一步提出“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群众运动，加强计生工作的领导。提倡少生、晚婚，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章制度，加强技术指导和药品供应”。

　　十年动乱期间，人口从7亿（1964）猛增至9．5亿（1977），已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警戒线，使全国震惊。全国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余音尚且绕耳，中央和社会各界真的紧张起来了。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决定把“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同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改为国家人口计生委）。

　　1980年6月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副主席陈云批示说，“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一要大造舆论；二要立法，要求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5]1981年1月邓小平说：“计划生育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的典型”；“中国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会达到15亿，人口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大政策”。[3]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逐步形成了晚、稀、少，多元化、因地制宜的生育政策，在人口密集地区和城市“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最多两个，间隔4年”。中央要求各地“书记挂帅，全党动手，把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20世纪末把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以后，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国计生工作。50多万计生工作者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为计划生育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开创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

　　溯顾20世纪，辛亥革命以降，人口问题一直是各时代革命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等知识界所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过重要论述。不难理喻，在革命高潮或御侮时期，大敌当前，革命家们志在组织群众，厉兵秣马，整军经武，人多兵强，才能在战争中取胜。北伐前夕(1924)孙中山说：“欧洲人有强权而无公理。中国人少了，他们要以多数征服少数，一定会吞并中国。”那时中国4亿人口，他认为“中国地大， 能养8亿人”。[6]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不断壮大，战胜了敌人。1949年，毛泽东激情地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世间一切事务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7]李大钊认为，即使中国存在人口问题，也只能通过铲除侵略、改革社会和发展科学，且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解决。[8]

　　廿世纪20-40年代，大批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们，为救亡图存，改造中华，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过系统的科学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专著。《新青年》杂志开辟人口专栏，人口问题遂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点命题，形成中国科学史上罕有的争鸣热议时代。陈长蘅（1888-1987）、许仕廉（1896-？）、陶孟和（1889-1961，中研院、中科院院士）、马寅初（1882-1982，中研院、中科院院士）、许德珩（1895-1990）、李达（1890-1966，中科院院士）、顾孟余（1888-1972）、陈达（1896-1975，中研院院士）、李景汉（1895-1986）、吴景超（1901-1968）、钟惠澜 （1901-1979，中研院、中科院院士）、梁漱溟（1893-1988）、许滌新（1906-1988，中科院院士）、翁文灏（1889-1971，中研院院士）、孙本文（1894-1979）、戴世光（1908-1999）、潘光旦（1899-1867）、 吴文藻（1901-1985）、费孝通 （1910-2007）、言心哲（1898-1984）、雷洁琼（1905- ）等，都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从清除贫困，发展经济，建设工业和振兴农村出发，都认为中国应节制生育，俾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辛亥革命后，陈长蘅、许仕廉等率先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断言“今日我国生计问题应解决者多矣，而人口问题乃为根本之一。”(1918)[9]“人口为国家之原，文化和财富生产者，一切社会问题之根本”。(1930)[10]中国应该实行“生育革命”，广施科教，节制生育，人民才能拯贫致富，国家才能强盛。陈长蘅引用某经济学家名言以辨异论，“只有狐狸才希望野兔多子多孙”。他们的著述奠定了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基础。首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带头支持，科学界广发共鸣，至30年代已成为主流思想。[11]民国期间，社会学家在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为研究人口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讯，肇始了人口普查制规。[11、12、13]科学家们促成了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1945年5月)通过“节制生育与开展性教育议案”。费孝通、梁漱溟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乡村建设“架桥救国论”，[14、15]吴景超的“反对全盘西化，计划和市场结合，对外开放，实业救国，”[16]潘光旦的“优生育人救国”[17]等创意已被历史证实为确。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人口学讨论又进入新高潮，带头的是国民党元老、新中国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1883-1967），1953-1954在政协和全国人大第一次大会上，郑重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提案。1957年春各界要求实行计划生育的提案和建议纷呈人大、政协。[18]卫生部长李德全以详实数据为凭，建议全国实行计划生育。6月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很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医学等各界学者奋袂支持控制人口增长，全社会形成了空前的共识。遗憾的是，不久风生浪起，发生了“反右运动”，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大多挨批，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受惩处。从反右到“文革”末，凡20年，万籁寂静，惟存叱声。许多社会科学家在新伤旧创中悒怏逝去。生存下来的，后虽摘帽改正，已年高体衰，淡薄退隐。[19]然而，他们用丹心碧血染镌了中国人口学史的首章，奠定了基础，播下了种子，发轫了人口动力新轨迹。他们的著作都已编纂出版，珍存于京馆、学府，飨及后人。

　　科学如原上草，火烧不尽，春来又生。“文革”结束，人们骇然发现，从批判马寅初到1978年的21年间，中国人口已长到9．6亿，新增3．2亿。毛泽东晚年震惊不已，对外宾说：“中国人太多了，非控制不行。”[20]社会科学界老青两代，不念荣辱，披肝沥胆，冲决而起，奋力恢复沉寂了近30年的社会学、人口学。北大、复旦等十几所大学成立了人口研究所，与人口有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开启了社会科学崭新的繁荣时代。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脱茧而出，成为新时期人口学的支柱，为70年代以后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0]

　　诚以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的成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百年奋斗的胜利凯歌。

长寿不惮老化

　　一个简单的推理毋庸置疑，地球面积有限（1．55亿km2）资源有穷，所能支持的人口断不会是无限。2008年世界人口 67．5亿，平均每妇女生2．55个孩子，人口自然增长率1．17％。若如此下去，百年后增长5．4倍，200年增30倍，500年长 5470倍，人口30万亿，每亩陆地要养150人。中国近年人口仍以0．5％速度增长，2008年出生1608万，死亡925万，净增683万。100年后人口超过20亿。远眺之，即使是千分之一的增长率都不可能持续。无论中国或世界，人类的归宿只能是零增长，生死相抵，把人口总数稳定在某一适当水平上。

　　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健全医疗保健，提高平均寿命，让绝大多数人能享尽天年福寿，这是天赋民意，人类永恒的追求。苟有阻碍这潮流者必灭无疑。进化论断定，人寿必有极限，世无仙子，没有长生不死之人。极限在何处？科学尚不能回答。人口统计学的实证估计是平均寿命当在100岁以下。目前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和冰岛，81．8岁（2005-2010），预估到2050年两国都可能提高到87岁。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40岁已提高到目前的 73岁，预计40年后可望达到80岁。[21]

　　人口动力学指示我们，在稳定的零增长，即定态社会中，倘不计迁徙，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妇女生育子女数）应处于“更替水平”，后者由各年龄组死亡率和生育年龄分布一意决定，故因国而异。[22、23]各发达国家都在2．05左右，中国目前在2．1上下。在定态社会中，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年出生人数必为人口总数N除以平均（出生时）期望寿命E，即N／E。平均寿命E和人口年龄结构由各年龄组死亡率所一意决定，是人民福利水平的综合指标之一。各国人口统计表明，在相同发达程度的社会中，欧亚各国同一年龄组死亡率几乎相等。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达，生活富裕， 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各组死亡率下降，期望寿命就高。婴儿死亡率对期望寿命影响最大，前者降低10％，后者可提高一岁。中国目前婴儿死亡率是15．3‰（2007），[24]日本、韩国、北欧都在5‰以下，这是他们期望寿命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口的年龄结构，劳动人口的比例，对老少人口的抚养指数等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故近有人口红利之说。[25]既然零增长定态社会是人类最终归宿，我们只能接受此天命，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附表第一栏中列出平均寿命为85岁时的定态人口标准分布，系本文作者所推算。中国和发达国家、全世界2010年和2050年的人口分布数据，引自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2006）。[21]从表中可看到，各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构成已接近期望寿命85岁时的标准分布。40年后中国亦然，即儿童（0-14岁）占人口的16％，青年11％，劳力（15-64）占 59％，65岁以上老人25％，抚养比0．7（每劳力抚养0．7个儿童和老人），平均（中位）年龄为45岁，比中国现在提高10岁。

　　人类夙求幸福。健康、长寿、富裕、仁德、善终是五福。健康长寿享尽天年是至福。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都在追求者这一目标。解放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小于40岁，平均年龄23岁，现在是73岁和35岁，故曰现在比过去幸福。

　　联合国预测中国约于2030-35年达到零增长，平均寿命能提高到77岁，2050年达到80岁，平均年龄45岁， 比现在更幸福。发展医药卫生，健全医疗保健，降低死亡率，提高平均寿命是现代文明的圭臬。人人活的更长，平均年龄提高，长者和老人比例增加，社会就更成熟，更理智，更有经验，更有知识，更老练、老诚、老道。青少年能分享长者的博识和品尝过人生而天命从心的智慧。老者仁厚，持续奉献，钟爱青少、指点迷津，寿终方尽。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目标。舍此何求？

　　旧社会，天道渺茫，老无所恃，晚年若残冬落叶，催人黯然泪下。今人倘因长寿而惊愕“人口老化”，把以占人口 60％的劳力去昵伴占人口1／3的少年儿童的零增长社会想象为人类的“冬天”，那就是幼稚和糊涂。

中国的适度人口

　　如上所辨，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归宿，当代中国的急务。理想的总合生育率是更替生育水平，每位妇女生育2．05-2．1个子女。“只生一个”，保持了15年的低生育率（1．8），是为遏制70年代人口激增的果断选择。否则，人口早就超过 17亿，以现在人均每年380公斤的粮食粗供能力，每年就会缺粮1．5亿吨。今全国人民仓廪丰满，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建设环境，创造奇迹，大抵因控制住了人口急速增长，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宁愿旌颂“只生一个”是为国牺牲，数代人为祖国的振兴付出了代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从而赢得了科学发展理性的胜利。

　　人口动力惯性巨大，自然增长率从2．6％（1970）降到 0．5％（2010）花了近40年，到零增长还需要25年。理论已有证明，一个完整的人口调整过程需要相当于人口平均寿命的时间（时间常数），[22]鉴此，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重提那个久存难决的战略问题：廿一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应控制在何种规模为宜？换言之，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中国的适宜人口是多少？这就是人口学中老大难的适度人口问题。[26、27、28]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关于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科学界苟有宏策大略，宜早日筹划，逐步实施，迨数十年后始能见成效。况且近来人口学者和社会各界要求调整人口政策和呼声不断，有云“维护生育多样性，尊重公民权利，应还权于民，放开2胎”。[29]还有论者甚至认为“没有理由继续实行压缩（人口）规模的战略。这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背弃，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应防止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尽快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30、31、32]

　　关于地球的承载能力，从17世纪至今已研究了300多年，从未有过一致意见，但大多结论在60亿至200亿之间。[33]1970年有美国人口学家认为世界最佳人口应在10亿以下，“人人都能像美国人那样富裕”，70年代的37亿已超过最佳人口3倍。[34]1972年由美国总统主持的“人口委员会”研究报告认为，当时美国2亿人口已超过了国土承载能力。[35]在中国，孙中山认为中国可养8亿人（1924）。毛泽东认为（1957）“不要超过7亿，达到8亿就晚了。”1957、1980年中国学术界有过研究适宜人口高潮。王震任副总理时（1980）曾向本文作者表示“中国人口能控制在3-4亿就好了。”南京大学孙本文教授研究结论（1957）是“8亿最适宜”。[36]胡保生和王浣尘教授主持的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小组的结论7-10亿为佳（1981）。[37]社科院田雪原、陈玉光（1981）计算结果是“6．5-7.0亿最有利”。[38]最近分歧仍大。程恩富学部委员提出“新策论”，15亿以后应降至5亿。[38]田雪原学部委员的“三步走战略”要求律定理想人口数量。李小平研究员希望先降至8-10亿，再降至3-5亿。[32]

　　人口承载能力一词并无严格定义。经济学家关注资源保障，生物学家重在食品供应和生态稳定，技术专家评估科技进步能增养多少人。食品安全供应能力是共同的关注重点。随时代变化，科学进步，生产能力提高， 以及人口增长的刚性，使“承载能力”一词遂成为一个动态的、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概念。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1978年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说，地球能养活1万亿人。粮食不足，改吃水生藻类，在大洋中生产；陆地面积不够，在海上建浮城住人；淡水循环利用，淡化海水补充；钢铁不够，改用地球上储量最丰的硅、铝、镁；太阳能代替化石能，用真空隧道运输代替机动车等。报告作者申明，“这不是科幻，只要利用现有技术，200年后就能实现”。他还警告人们，如果不降低人口增长速度，（1978年1．9％），300年后人类就得为1万亿人谋生存。[39]

　　社科院李小平同志的意见，“人口总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40]极中肯綮。欲调整人口政策应该先有目标，尽早确定中国本世纪下半叶的适宜人口数量。2035年后，是保持在15亿左右？还是减少一点抑再多一点为好？时代将逼迫国人做出选择。这自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问题。耕地、粮食、淡水、环境容量、劳动就业、医疗保健、延迟退休、教育、住宅、交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划都影响和制约着人口目标的确定，故属多目标、多变量的巨系统决策问题，只能用人机结合的方法解决。预测中的不确定性，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复杂性都预示着，这里不可能找到一个对各项事业都至善的“最优方案”，能得到“次优”、“可行”就将是巨大的贡献。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说，“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规定一个限度的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至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和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时的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比我和你笨。”[41]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有能力证明这个假设，在今后30-40年内完成中国向适度人口过渡，开创人口学的先河。

　　从系统科学观点看，家、国、天下处于不同层次，各有 其范。今全世界科学界广泛接受古希腊学者亚历斯多德（前 384—前322）的名言：“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维持人口数量不超过一定数量的国家，能自给自足而又不难管理。国家对人口进行严格管理是合法的和有益的。”（《政治学》，第4章）保持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平衡，是国家的大政，巨系统的大局，国家的战略性任务，是仅靠“还权于民，生育多样性”的治家之道断然无法解决的命题。只有按照广纳民意、科学论证、综合平衡、民主集中的科学民主程序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42]

　　窃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界必能发扬百年不屈的奋斗精神，乘胜前进，继续谋划中华民族的未来，提出方案，供政府综合审理，报中央作出决策，以飨前人后代。

（2009.11.30）

附表：平均期望寿命为85岁时，定态社会人口年龄分布(％)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比较

注：※ 发达国家指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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